王光美忆往事：刘少奇与江青的恩怨

王光美忆：刘少奇批江青。

铜镜正衣冠

以史鉴今，明兴替。

以人为镜，知得失

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个人不再竞选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的提案。

1959年四月，刘少奇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一次会议上荣膺国家主席之位。图中呈现的画面，让我们见证了毛泽东主席与刘少奇主席携手步出会议厅的英姿。

2008年11月11日，这一铭记于心的日子，见证了我们一起迎来了刘少奇同志110周年诞辰的辉煌庆典。

在那炎炎的1998年夏日，我有幸得以对王光美女士进行了采访，并倾听了她对于“文革”那段岁月的深情回顾。基于这次极具价值的访谈，我深感肩负着撰写一文的使命，这不仅是对那次访谈的深刻回顾，更是对刘少奇与王光美两位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

01

王光美与江青关系密切。

对新中国成立后首例冤案——刘少奇同志所受的不公待遇进行深入研究，我的主要关注点是：刘少奇同志究竟在何时预感到了“文化大革命”将在我国全面展开的趋势？

谈及此事，王光美情绪激动，言辞间洋溢着强烈的不解：“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即将拉开之际，少奇同志对此竟毫无所知。”

王光美的讲话让我感到意外。如人所共知，自1953年以来，中共中央便确立了以一线与二线为界线的组织架构。刘少奇同志作为一线的领导者，承担着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的重要职责。

尽管许多关键决策依旧由幕后执掌的毛泽东亲自掌控，然而在决策流程上，特别是在1960年代，随着一线实际权力的显著增强，毛泽东在制定全面战略部署时，不得不将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与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与决策纳入考量。（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8年发行，见第743、838页）

在1960年代的特定年代，尤其是那个时期，刘少奇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全面把持党中央的各项关键工作。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承担起领导国务院日常运作的重任。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亦时常就相关事务向刘少奇总书记请示。

刘同志在遇到重大课题时，便会向毛主席汇报相关情况，并诚挚地恳请毛主席赐予高见或作出决策。若毛主席当时身处异地，除非问题至关重要，否则刘同志在征询在京常委们的意见后，能够迅速对各类问题作出决断。

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彭真，这些名字，宛如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壮丽征途中，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王光美曾向我提及，自延安迁往北京以来，中共中央逐渐确立了这一惯例。“主席未能莅临，少奇同志便临时代为肩负起职责。若是主席与少奇同志均缺席，总理将担当代理之责。毕竟，在每一个岗位上，总有责任需要有人承担。”

毛泽东如何启动“文化大革命”的步骤？他又如何超越中央的约束，引发对党内“走资派”的广泛“阶级斗争”浪潮的呢？

王光美曾私下向我透露，刘少奇对政坛中显露的异常迹象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这一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青在1963年对文艺领域关注方向意外而显著的转变。

这段珍贵的信息源自于两位主席夫人江青与王光美就着装搭配所进行的一次深入交谈。

1963年春，王光美将伴随刘少奇踏足印尼及其他四国进行访问。在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的坚定推动下，刘少奇最终应允，让王光美赴上海挑选并定制出国所需的服饰。

恰逢此时，江青正巧身处上海。她便以专家的身份对王光美说道：“在服饰搭配上，不妨追求安娜·卡列尼娜那般端庄而典雅的风格，切忌过于华丽与耀眼。”

王光美一向对第一夫人抱持着深深的敬意，因此她谦卑地表示，将全面接受江青提出的宝贵意见。

在与王光美就出国服饰话题深入交流后，江青迅速将矛头转向国内文艺界，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批评，指出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封资修”倾向；她更是毫无根据地将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扣上历史上的“叛徒”帽子。

王光美重返北京后，便立即向刘少奇全面阐述了江青的言论。但刘少奇对于江青那般离奇的言辞并未表示认同，他对江青的态度也显得相当淡泊。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同志及其在中央的各位主要领导人，对江青同志始终怀揣着深厚的关爱与崇高的敬意，同时亦保持着一股超脱世俗的豁达风度。

王光美具体阐释：

她为秘书，要求明确。

她以前很少露面。

“毛主席对她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的教诲，未曾有丝毫的松懈。每当她偶尔不经意地向我提起某些事，主席便会立刻拨通电话，严肃地提醒：切勿轻率发言，以免言辞不当。”

“心狠手辣”。“她爱听风是雨。”

王光美曾以江青那“闻风而动”的独有习性为范例，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剖析。

本文的论述根源，可追溯至1961年，毛泽东挥洒笔墨创作的《七绝·赠女民兵》一诗。

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因“大跃进”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陷入严重的困境。为抵御外敌可能的趁虚而入，全国各地纷纷加强了民兵训练的力度。二月某日，毛泽东询问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她是否已加入民兵组织。小李迅速拿出一张自己手持枪支、正在进行操练的照片，敬呈给了毛泽东。

览后喜，挥毫绝。

挺拔的身姿，手中紧握着五尺之长的长枪，曙光映照着演兵场上的宏伟图景。中华儿女心怀壮志，不羡慕华丽的红袍，反而更偏爱那坚毅的战装。

当向小李赠送诗作之际，毛泽东严肃地叮嘱：“青年朋友们啊，切记勿模仿林黛玉的形态，而是应将花木兰、穆桂英视为效仿的典范！”

王光美曾回忆道：“身为一位夫人，她自然无法忽视那首诗。作为少奇同志的亲密伴侣，她也向我详细述说了那起事件。”在那个时期，江青对王光美始终保持着友好的态度。

然而，王光美以及中南海的其他夫人皆感惊讶，自那之后，江青便不再身着往日的裙装。她往日的装扮……在服饰搭配上显得格外精致。

“若你日后偶见她身着军装的照片，自会领悟这并非自‘文革’时期才崭露头角。早在1964年，她便已披挂戎装。记得毛主席曾在十三陵观摩那场声势浩大的三军演习，彼时她便以军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既然各位未曾经历军旅生涯，便无需身着军服。至于江青，若她坚持这样做，随她便。

在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深层的政治机密？毛泽东曾对外透露，1964年夏季——也就是江青身着军装观摩盛大军事演练的那个夏日——他与刘少奇的冲突正式拉开了序幕。（摘自逄先知等人编纂的《毛泽东传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发行，详见第1534页。）

总体而言，毛泽东对江青针对文艺界所提出的批评观点给予了坚定支持。

02

刘少奇批评江青

王光美随即便详尽地向我娓娓道来，江青如何凭借“文艺哨兵”的名号，历经艰辛，逐渐跻身政治舞台。

为了更透彻地领悟王光美的话语内涵，我们迫切需要对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进行一番简要而深入的剖析。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拉开序幕以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一线领导层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导向上，显现出显著且深刻的观点分歧。

1962年四月，应周恩来总理的倡议，刘少奇同志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了中宣部发布的“文艺八条”。此举措倡导文艺题材与风格的多元化，并坚决抵制党内对文艺领域的过度干预。此举激发了文艺界的同仁们极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要将这“八条”铭刻于历史石碑之上，作为永恒的纪念。

1962年岁末，应江青的提示，毛泽东向文艺界发出了严肃的警示：“帝王与将相，才子与佳人，其身影似乎日益繁盛。这股西风之潮，似乎已将东风的韵味尽数掩盖。”

1963年9月，毛再警告。“舞台上，那些家喻户晓的戏码络绎不绝，如帝王将相、家丁丫鬟等，这些角色似乎已显得有些老旧过时。”“确实，艺术之树需要孕育新芽，推陈出新，恰逢其时。”（根据逄先知等人编撰：《毛泽东传》，第1330页内容）

尽管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热切推崇现代戏剧的创作，他们却并未对传统剧目采取禁演的措施。在文化领域，多元化的政策导向正与一线领导人所倡导的政治与经济宽松政策相辅相成，全面铺展至全国各个角落，并持续深入实施。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

江青对王光美表示。“若主席有所顾虑，难以直言，不妨由我代为发声。若言辞能契合主席的深邃智慧，那便彰显了您的睿见；若稍有失准，那便是江青之疏失，还请主席宽容谅解。”（黄峥所著《王光美访谈录》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并于2006年与读者见面。欲知详细内容，敬请参阅第299页。）

事实上，毛泽东安排江青进入文艺领域，这不仅展现了他多变且机智的党内斗争策略，同时也可能激发对价值观等重大议题的深入讨论。

王光美回忆道：

自此，江青开始涉足文艺界，她的关注点集中在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上，同时她热心投身于现代样板戏的编创工作。她将源自上海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这一作品得到了主席的亲自命名，被赐予了《沙家浜》这一响亮的美誉。类似地，《红灯记》最初源于东北地区的《自有后来人》，同样是她的改编之作。（备注：王光美此言可能源自1963年，刘少奇在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下，就哈尔滨京剧院依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京剧所提出的史实纠正建议。江青所采纳的核心观点，实则来自于以该影片为蓝本，在上海地区改编而成的沪剧《红灯记》。）于是，这部作品被改编成了京剧《红灯记》。江青仅是看过、听过，便自诩这成为了她的资本。”而江青或许仅仅对个别字词进行了修改，毕竟她对京剧的熟悉程度堪称了如指掌。

王光美向我透露，当江青全力推广样板戏时，文艺界对她发出的批评之声络绎不绝，且言辞尖刻。这些批评声最终促使中央采纳了她的汇报。少奇同志曾与她进行过深入交流，探询她对于文艺问题的具体看法。文艺之事本就纷繁复杂，然而她并未对此展开详细阐述。不久后，中央在怀仁堂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特地邀请江青参会。

至于刘少奇与江青之间那场私密会晤的具体情况，目前尚无详实资料对外披露。然而，王光美曾耳闻此事，她得知在会面期间，刘少奇对江青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针对其在上海与王光美探讨文艺界问题时所展现出的不负责任态度，刘少奇特别强调了未来对此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江青对刘少奇的批判性言论，其锋芒初现，端倪初露。“我对刘少奇的印象也随时间而发生了转变。往昔，我曾向他吐露文艺界种种纷繁杂乱的现象，但他对此始终未予任何反馈。”（刘振德著：《与少奇同志同行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964年1月，在刘少奇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召开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文献。

众多共产党员热衷于推崇那些封建或资本主义的文艺创作，此举不禁让人感到颇显突兀。

在此次会议上，刘少奇并未对重大议题予以充分论述，反而将毛泽东急切希望解决的“主义之争”简化为“仅是颂古非今，以及推崇外来而非本土的议题”。此外，他还多次对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观点给予高度赞赏。

周扬在论述其对于文艺领域的见解时，明确强调：众多文艺问题源自于认识上的偏差；在“大跃进”时代，对文艺的引导方式过于单一且直接，如今此种方法已不再适用。

江青立即反驳：“这种对资产阶级处置我们物品的方式，实在太过无理！”

无人关注江青。

在发言中，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表达了他的支持立场，明确表示：“我对少奇、周扬的言论表示坚决赞同。”

故而，文艺界应着力于提高作品质量，而非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之风。（胡尚元：《“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项指示》，《文史精华》季刊，2004年第4期）

遗憾的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周扬对江青的多次批判作出了回应，明确表态，毛泽东本人亦认同，由吴晗编撰的京剧《海瑞罢官》的质量令人担忧。（面对江青的质问，心中不禁怀疑，此番指控或许与“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涌现的“单干风”和“翻案风”有所关联。）敷衍塞责，推卸责任。

江青眼光锐利。

江青向林默涵副部长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

中宣部所秉持的坚定立场，让毛泽东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信赖感，认为该部门能够倚靠、无所畏惧。（陈化等编：《忆往“文革”时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70、274页）

不仅如此，王光美在若干场合亦曾提起，关于刘少奇对毛泽东“首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她曾私下议论道：“听闻此间，各方观点不一，许多人对该问题尚无统一看法，各执一词，各有己见。”

此言自中央最高决策机构传出，亦难以断言毛泽东未曾听闻。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暴露出“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03

江青欲成“新名人”。

1964年2月3日，恰逢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文艺会议”圆满落幕后的一个月之际。

尽管中国剧协并未将当前的形势视为异常严峻，然而，他们依旧精心筹备了一场盛大的千人迎春晚会。在晚会即将到来之际，协会特意发布了通知，倡议来宾着装得体，特别是女宾，建议以裙子装束为主。晚会现场严格禁止出现任何政治标语。节目中充满了趣味盎然的环节，如男演员身着芭蕾舞短裙，生动演绎了《天鹅湖》，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深情相拥等场景。舞会上，嘉宾们相互以“女士们、先生们”的尊称问候，一同欢快地跳起了美国水手舞、伦巴等舞蹈。

顾工，《解放军报》编辑（顾城之父）怀揣着“战士般的责任心”，他义无反顾地向中央举报了“文艺界中蔓延的腐化风气”。

此事即刻引发了天威震怒。在2月13日，即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毛泽东亲自颁发了指示：

“将那些投身于戏曲表演、诗歌创作、戏剧艺术及文学创作的专业人士，一律逐出城池，勒令返回故里，……若执意抗命不遵从下乡之令，将无法获得食物供应。”

6月26日，毛泽东对江青关于文艺界“对经济基础构成破坏”的言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罕见的亲自批阅道：“讲得好。”（丛进，《岁月沧桑的曲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557页。）

6月27日，在江青提交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案中，毛泽东以其特有的犀利言辞，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指正。

十五年来，文联各协会在贯彻党的政策方面，大体上保持了距离，……然而，近几年来，更是濒临滑向修正主义立场的边缘。毛泽东同志根据“最近几年”的观察与体会，尖锐地警示，若文艺界未能进行自我革新，恐将沦为类似于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舆论阵地，沦为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策划政变的温床。（根据逄先知等人编写的《毛泽东传记》，第1331页）

王光美评价“六二七文艺批示”。第二文艺批示未曾详细评论，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提及毛泽东曾提出过“在文艺界培养新兴知名人士”的指导理念。这句话，便在江青的心中悄然种下了她渴望成为“新兴知名人士”的愿望之种。

王光美的讲述始终聚焦于江青的政治行径。她坦言：

那是一个1964年的炎炎夏日，江青从主席的指示中洞悉了国家意图培养一批崭新且知名的领袖人物。自此，她便在各个场合积极崭露头角。内心激荡的冲动驱使着她，以至于在“文革”后期，有人对她产生了称帝的猜测。她亦耳闻了一些新的思想动向，便将这些理念巧妙地融入了自己的行动之中。

一、得益于康生、张春桥的大力支持，上海成功地举办了针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性批判活动，这一事件标志着“文革”的序幕正式拉开。

二、历经曲折，在《海瑞罢官》引发的争议漩涡中，林彪同志的坚定支持为转折点，随之问世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该纪要的发表，为“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拉开了序幕。

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江青在“文革”时期确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第1684页）最初，她发射的这两炮无疑成为了决定性的突破口，有效打破了“文革”前夕长达已久的政治僵局。

04

刘少奇不知《海瑞罢官》。

王光美女士，您可能对这一点有所了解：江青曾在上海秘密策划了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姚文元在上海投入了八个月的时间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此消息已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多位领导所掌握。

王光美坚定地回应道：“关于此事，我们实无所知。”

在《海罢》评论文章同期发布时，刘少奇是否预知毛泽东主席撰写此文是为了触发“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王光美回应简洁。“少奇对此事全然不知情。彭真亦曾指出，他对此同样一无所知。”

王光美对彭真在特定时期所扮演的独特角色进行了详细说明：彼时，彭真不仅身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与市长的重任，更在总书记休假期间，肩负起代行总书记职责的重任。正如俗语所言，他的角色堪比副总书记。彭真作为中央书记处一线的核心要员，紧密配合刘少奇与邓小平，共同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

彭真对此事毫无所悉，这表明中央的一线部门及其前沿机构均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对真相一无所知。

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

实际上，在1966年十月的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亦曾公开发言承认：“刘邓公开不秘密。”（《毛泽东传》一书由逄先知等人担任主编，详情可参阅第1449页。）

王光美感慨地说：

我深感困惑，不明白《海瑞罢官》为何会成为众口铄金的焦点。该批判文章的策划由江青在上海发起，主要汇集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与《解放日报》的姚文元共同执笔。

自我们开始审阅这部戏剧，直至最终组稿并刊登，我们未曾收到来自北京的任何通报。即便是彭真同志，对此也是毫不知情。

姚文元撰写的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性文章，见诸上海《文汇报》的重要版面。作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解放日报》，其声誉自不必言；而《文汇报》同样在那时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分量与北京《光明日报》相当。尤其在那个政治敏感的特定时期，这篇文章的影响尤为显著。

彭真对此事进行过咨询，并探究了背后的原因，但他并未提及中央的介入。如此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经过中央的审批程序！

据史料所载，彭真在获悉连刘少奇亦对此一无所知，江青竟策划撰写了影射文章《评〈海罢〉》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坚韧的抗争意志。作为中央一线领导群体的代表，他毅然决然地发起了坚决有力的抵抗。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罢〉》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在那年的夏日，毛泽东再次提起阶级斗争的理论，紧接着，江青便对陆定一及其他同志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批判《海瑞罢官》。然而，陆定一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

1964年，毛泽东亲自将《海瑞罢官》收录于39部待批的《文学艺术资料》中，并下文批转至县团级单位进行讨论。不过，鉴于中央层面并未发布正式的批判指令，这一议题最终被搁置了下来。

1964年，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吴晗先生撰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其中明确声明，《海瑞罢官》一剧并无任何影射的意图。

自1965年11月10日《评〈海罢〉》一文公开发表之日起，陆定一便对其中将“七千人大会”之后兴起的“单干风”与“翻案风”强行关联的做法表示了质疑，认为这或许是有意挑拨离间。基于此，他坚定地站在彭真一边，反对这种倾向。（陈清泉等编纂：《陆定一传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475至479页）

彭真肩负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重任，陆担任其副手。吴晗，作为彭真在北京市的得力助手，其角色之关键不言而喻。若彭真对此事毫无所悉，实令人难以置信。

何况，《海罢》行将问世，为确保万无一失，张春桥私下里已向北京市委书记处的邓拓书记透露了相关事宜。

1965年9月，毛……对彭真公开提出质疑：吴晗的问题是否适宜进行批判讨论？（《陈丕显回忆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具体查阅第30页及第36页内容。）

尤其重要的是，在《评〈海罢〉》一文公开发表后的短短两天内，毛泽东便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程，并于11月17日顺利抵达。他以此举彰显了对上海局势的稳固决心，并明确表态对《评〈海罢〉》予以坚决的支持——在上海逗留期间，毛泽东未曾对姚文元的越界行为有任何指摘。（根据逄先知等人编写的《毛泽东传》，第1398页内容）

或许可以这样解读，鉴于《评〈海罢〉》一文中违背了中央既定的规章制度，并直接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知名的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采用诬陷的手法挑起了严重的政治争议，而毛泽东本人对此并未作出任何解释，彭真等人便将《评〈海罢〉》视为与毛泽东无关的事件，进而采取了所谓的“合法”抵制行动。

得知彭、陆二人下令禁止中央及北京的各家报刊发表《评〈海罢〉》一文，毛泽东勃然震怒，雷霆之怒显露无遗。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毛先生曾多次强调，他愤怒的根源在于：“当时，北京未曾转载，而他自己正身在上海。”（逢先知等编纂：《毛泽东传》，第1399页、第1468页）

即便毛泽东在撰写《评〈海罢〉》一作后，若他意图对彭真等人保持沉默，那么他大可不必在上海等待中央两周的回复，更不会允许江青在沪直接拨通电话，向林默涵直接咨询：“你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了吗？对此有何看法？”(陈化编撰：《回望“文革”岁月》，第274页)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借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

若中央态度趋向于妥协，本次“整风”运动或将呈现出更为缓和的态势；否则，恐将演变为一场激烈的变革。

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

05

“文革起源不明。”

王光美轻声低语，反复念叨：“我实在是不明所以，这个‘文革’究竟是如何滋生而成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王光美曾言：“少奇同志对此全然不知晓，《评〈海瑞罢官〉》一文，实乃‘文革’点燃的导火索。”

我再次心生疑问：少奇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预感到了“文革”的即将爆发？

王光美语气坚定地宣称：“少奇他不可能知晓。自‘文革’爆发以来，这才真正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王光美曾言，实则“文革”并非一场事先精心筹划的运动，而是一场突然而至的历史性事件。

那场犹如火山喷涌的“文革”，无疑是由极大的偶然性与极大的必然性激烈交织，孕育而生的独特历史现象。

彭真坚定地公开发表了对《评〈海罢〉》一书的反对意见，并于1966年2月精心编制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

“所谓‘二月提纲’，系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彭真同志随后向毛主席请示，并获其批准。最终，这一提纲由中央正式批转，全党上下统一遵照执行。”

在《评〈海罢〉》一文中，作者肆无忌惮地运用诬陷与造谣的手段，将尖锐的批判之矛直指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及其举足轻重的社会根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进而阐述称：《海瑞罢官》之精髓，在于“罢官”两字，这一举动，实则是对当代“海瑞”——彭德怀进行政治平反的鲜明举措。彭真虽对此赞同转载《评〈海罢〉》，但在“二月提纲”中，他巧妙地与之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进而提出：

“我们应当将讨论的视野延伸至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对涵盖多元理论的问题进行深度剖析，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政治话题。”

坚持实事求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尤为关键，我们应当以理服人，绝不应效仿那些学阀之辈，采用武断和压迫的手段。

整风“左派”错误。（逄先知等编纂：《毛泽东传》，详见第1385、1423、1518、1401页）

在邓拓提交报告，指出“吴晗显得异常紧张，他深知此次批判的严重性”之时，彭真便在众人面前，对中宣部及北京市委的领导们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无需深究其源与起，只需追寻真理的栖息地。在真理的殿堂前，每个人理应拥有同等尊贵的席位。

“允许反批评”。康生主编：《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此即《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中共中央文件)

1966年2月5日，刘少奇同志于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全体一致通过了“二月提纲”，并郑重声明，本次“学术讨论”将严格避免触及庐山会议的相关议题。（出自逢先知等人所著：《毛泽东传》，第1402页）

“‘关键在于罢免官员’，这观点源自康生的独到见解。”康生迅速反驳：“非也，这乃毛泽东主席的智慧所在。”毛泽东紧接着回应：“康生同志，您才是这一创见的真正持有者。”陈丕显回忆录第49页

鉴于毛泽东并未对“二月提纲”提出异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的中央常委在审阅了彭真所撰写的批语之后，便迅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广泛转发该文件。至于刘少奇当时对彭真所撰写的《评〈海罢〉》背后情况的了解程度，现今已难以准确追溯。

面对姚文元因“二月提纲”引发的焦虑，彭真信心满满地表示，中央已依法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并澄清了事实真相。他轻松地向众人宣告：“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与此同时，他通过中宣部公开发声，严厉质问：“上海市委的党性何在？这样的举动，是否还遵守党的纪律？”（康生编纂：《大事记》；丛进著作：《岁月波澜》，第612页）

对点名的安排，必须经过中宣部的严格审核；在开展批判工作时，必须紧随中央报刊的指导方针，确保学术批判不沾染政治色彩。“剧本与作品无需追求完美无瑕”，“对于知名人士的批评，未来必须预先取得中央的同意”，“一些所谓的‘革命派’企图借助批评他人来博取声名，甚至攀登高位”，面对由激烈斗争引发的紧张局势，迫切需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舒缓。3月，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张化等编：《回首“文革”》第311页）

彭真与党中央立场保持一致，在《评〈海罢〉》一文发表后，中央转发的“二月提纲”以及《评〈海罢〉》发表前中央做出的两次具体指示中，严厉指摘并追责的，难道仅仅是姚文元和“上海市委”一人一方？上海市委与华东局的核心领导层早已向彭真同志明确表态，坚决拥护“二月提纲”。？

必须明确，当时党内依旧保持着基本的组织程序和纪律，中央主要媒体亦稳固地掌握在党的核心领导层掌控之中。若对《评〈海罢〉》展开批评与处理，鉴于其公然对党内知名民主人士进行诬陷、引发国内重大政治纷争的“非法”行为及其主要责任者，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轰动，恐怕将远甚于《评〈海罢〉》初次发表时所产生的影响。《陈丕显回忆录》第50页这无疑会在知情者群体中掀起一场怎样的政治风波？

然而，局势的发展演变，显著超出了中央一线的预想范围。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明显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 （摘自逄先知等所著《毛泽东传记》，详见第1403页及第1409页）

彭真等人坚决反对《评〈海罢〉》的行为，促使毛泽东临时做出决定，将政治批判与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相结合？在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时期，毛泽东与刘少奇都曾采用了“整风”这一用语。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我以为，与其说《评〈海罢〉》是毛发动“文革”的预置导火线，毋宁说《评〈海罢〉》是随着形势演变，客观充当了“文革”导火线。

王光美回应含意丰富。

1966年，为何“文革”会如此突然地拉开帷幕，这一问题值得你们深入挖掘。我们所亲眼目睹的“文革”局面，实乃众多因素交织融合的后果。

撇开“二月提纲”与《评〈海瑞罢官〉》的激烈对峙，随之而来的是聂元梓大字报的初露锋芒，以及工作组派遣过程中频发的争议。毋庸置疑，阶级斗争的理论贯穿了这一系列事件的主线。

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文革’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

“我所经历的种种，不妨向你娓娓道来。你当善用青春之力，深谙党史之精髓，广泛查阅资料，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入探究。如此一来，你自会对我所讲述的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

彭真生前透露：

毛主席曾意图通过整风的方式，化解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及政治领域的分歧，然而最终却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路径。

彭真曾言，关于此事的缘由，他无法明言。即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彭真亦未曾透露这一段历史的秘密。

胡乔木也说：

“若无此文”(引者注：评《海罢》)关于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尚无定论。自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问世后，《人民日报》未予刊登，此举反而激起了他的情绪。在此之前，他的思想中并未萌生此类想法。（《胡乔木回忆录：缅怀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8页）

毛泽东1966年夏曾言：

“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 （根据逄先知等人主编的《毛泽东传》，第1422页内容）

06

“文革”始于刘少奇出国时。

王光美沉思后说：

与此同时，彭真着手拟定“二月提纲”，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受林彪之托，主持了一场部队文艺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的纪要及标题，均由陈伯达进行修改。陈伯达，可谓文士之才。（编者按：该《纪要》历经毛泽东与陈伯达数度修订；其标题亦由毛先生亲自拟定）。

王光美说：

江青所策划的这份《纪要》，对整个文艺领域进行了全盘否定，宣称自建国以来十六载，国家文艺领域一直被一条黑线所操控，并声称必须彻底铲除这条黑线，收复被其占据的阵地。由此，政治问题的重要性远超了当年批《海瑞罢官》时的争议。之所以批《海瑞罢官》难以深入，正是由于黑线专政的干扰。

我补充道：

毛泽东对彭真就党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纪要》中特别增补了一段旨在突破传统“框架”的论述。

“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样秉持着各自的党性原则，且意志坚定。”毛泽东由此下定决心，着手改造“你们的所谓‘党’——那些假共产党”。（逄先知等人主编：《毛泽东传记》，第1415页）

王光美回忆道：

“此后，党内部发布了一系列《纪要》，并对彭真进行了严厉批评，形容其地位‘坚不可摧’”。然而，“我们那时恰巧已经完成了出访任务。归国之后，我阅读到了一些内部简报，其中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被指责为‘反党集团’进行了批判。”

在少奇同志即将出访之际，毛主席曾在杭州与少奇、总理、彭真就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并未对彭真同志的处理事宜有所涉及。

王光美回忆道，她曾与刘少奇一同赴巴基斯坦及其他三国进行访问，该行程正值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然而，在此期间，国内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刘少奇对此却一无所知。

在这刘少奇同志海外访问的28天间，中国历史的进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文化大革命”也随之拉开序幕。非彭真言“文化革命”。，毛泽东首次提出此观点。当时，刘成为中央内部唯一敢于公开发表批评、对毛持有异议的人士。

请看这个时间表：

“此件用军委名义”，显露出动用军队力量的意图。

3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呈送《纪要》给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待其审批。

3月28日至30日，毛锐锋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公然呼吁“地方起而造反，向中央发起挑战”，并首次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泽东在审阅《纪要》后，于其上批示道：“阅毕，予以赞同。”

4月10日，《纪要》党中央下发。

4月12日，陈伯达于沪上草拟并发布了引发“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至17日期间，毛泽东对“五一六通知”进行了三次修订，其中以逐条严厉批评“二月提纲”的独特方式呈现。在此过程中，他增补了令全国震惊的言论。

“二月提纲”模糊了界限，对吴晗及其他众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混淆。（在中央及其各个机关，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均存在这样一群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的批判”。

那些具有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的分子，图谋篡夺权力，我们必须立刻对这些敌人进行清查与淘汰。“如同赫鲁晓夫这样的势力，他们正潜藏在我们中间，伺机而动”。

吴晗，因“朝中有人”之故，文革势在必行。刘无奈接受现实。(根据逄先知等人的编纂：《毛泽东传记》，第1406至1409页)

5月16日，在康生的监督下，刘少奇主持了一场仅由在京大约八十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便政治局委员尚未全部到席；与会者阵容中亦囊括了若干非中委成员；在世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共计约一百六十位。通过一种“半合法”的手段，文章勉强得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行将丧失自由的彭真，紧紧抓住最后的时机，向刘、周二人提议，请求删去“赫鲁晓夫……”那段文字，该段文字实则隐晦地指向刘，然而这一请求已无法实现。彭真在“文革”结束后曾言，彼时他即确信，“赫”并非指代他个人，而是指涉职位更为显赫的人物。。

刘少奇拒绝了郭沫若关于修改“通知”中部分语法错误的建议。康生：主席稿一字不动日后，意味深长。“连一字一句都不允改动，岂不是独断专行？……起初我曾想稍作修改。然而‘众人’的看法仍旧是维持原状，……那便不再改动了。”（黄峥，《王光美访谈录》，页码395。田酉如，《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码288。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页码419。）

因此，“文革”的序幕由其首要攻击目标——刘少奇亲自揭开。

王光美对我说：

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少奇早已觉察毛泽东对他不满。

刘少奇对他在“文革”初期所遭遇的命运持有这样的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五一六通知”发布后，他依旧以一线决策者的身份活跃于各领域，一线机制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似乎依旧照常运行。刘少奇本人或许也意识到，若将他正式定性为“错误路线”的“司令”，恐难以维持全国的稳定局面。

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公开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令少奇深感意外，因为他未曾预料到这一举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毛、刘、周、朱等人位居前列。正是在主席退居幕后之际，他委托少奇担任首脑。在少奇负责工作期间，重大决策仍需经主席的审阅与批准。王光美对我说，少奇始终坚信，在他担任一线领导职务期间所做出的决策、所处理的各种问题，包括后来对“文革”混乱的抵制，其根本宗旨在于确保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从而逐步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他坚信，主席应当能够理解这一点。

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正如王光美所言，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务实的发展路线后，紧接着他又进一步提出：“多年‘左’，今朝‘右’。”（《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页）毛刘关系持续恶化。

在“文革”前夕，各方之间关于观点与行为的差异，已经演变成严重的纠葛。

毛泽东对一线“各自为政”、“看似和睦实则暗流涌动”的失控局面深感无法容忍；他愈发憎恶“在北京无人听从我的指令”，“谈论多年矣”，“却依旧故我”的挫败场景。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夺回权力”，“若非文化大革命，我们实无良策”。（根据逄先知等人编撰的《毛泽东传》记载，见第1468页）

党内对于一、二线领导人的权力范围与决策流程，长期缺乏明确的制度化条文加以规范。同时，我国亦缺少一套能够合法制衡、合理疏导两种不同政治观点的政治机制。

在民主法治不健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文化占上风、民众毫无知情权的背景下，一场把中国引向十年重灾的“文革”，就这么仓仓促促、不可阻挡地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