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8月21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记者访谈,与会者仅包括邓小平和另外四位嘉宾。通常情况下,邓小平接见记者时,周围总是聚集众多摄像和录音人员,但此次场面却显得格外不同。这是为何呢?
此次,邓小平接待的是奥琳埃娜·法拉奇——一位当时在新闻界享有盛誉的意大利知名记者。为了实现与邓小平的面对面交流,这位记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尽管两次采访申请均未获批准,但她并未气馁,坚持不懈。最终,她把握住了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访华的契机,成功与中国方面进行了沟通。
在当时的中国,法拉奇的访谈无疑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内容将直接塑造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立场。依照双方事先的约定,法拉奇需对此次采访全权负责,确保不歪曲采访素材,必须全程真实、客观地记录双方的问答。
法拉奇亦提出了她的特定要求,即进行一次独家采访。于是,在法拉奇与邓小平的会面过程中,中国记者们纷纷提前离场,仅留下邓小平本人、法拉奇、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钱其琛、翻译施燕华,以及一名负责记录的职员,在人民大会堂内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法拉奇在政治访谈领域技艺高超,她的提问方式直截了当,往往令受访者感到难以应对。在采访邓小平之前,后者对法拉奇将如何发问一无所知,只知道讨论的主题将围绕“中国的改革开放”。翻译施燕华事后回忆,此次访谈给人一种极为敏感的预兆,且领导曾提醒她,若法拉奇的问题过于犀利,她在翻译时需适当放缓语速,因此她曾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
采访一经展开,法拉奇便直截了当,问题一个接一个,毫不拖泥带水。然而,施燕华察觉到,邓小平似乎早已胸有成竹,面对法拉奇时从容不迫、谈吐自如,现场气氛并未显得紧张,反倒是洋溢着热烈。她因此放下心来,竭力确保自己的翻译能够忠实传达法拉奇提问的精髓。
法拉奇的发问主要聚焦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她首次提问即显示出尖锐的提问风格,提及近年制服逐渐减少、标语褪去、毛主席画像的减少,并询问未来中国是否会继续保留毛主席像。对此,邓小平态度坚定地回应:“必须永远保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法拉奇的暗示,并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将始终把毛主席视为党和国家的伟大奠基人来缅怀。
法拉奇并未因此对这一话题置之不理,她继续深入提问,关于毛主席与“四人帮”之间的关联,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邓小平先生以从容不迫的气度,并结合智慧给出了回应:“毛主席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若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需在黑暗中徘徊更长时间。”“对‘四人帮’的审判,并不会对毛主席的形象造成影响。”“我们应当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进行公正的评价,我们将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功绩居于首位,而他的过失则位居其次。毛主席拥有众多宝贵的思想,我们应当传承下去,同时也要明确阐述他的错误。”
邓小平对毛主席的态度令法拉奇有些不解,因为邓小平三次遭到抨击贬斥都是在毛主席领导的时期,他还因此收到了很多迫害,但提起毛主席时,邓小平依旧保持着非常尊重、明显肯定的态度。
邓小平对此坦诚表示,他之所以遭遇“三下”,乃是因为他偏爱直言不讳,其被贬并非出自毛主席的批准。而“三上”则是因为他对国家仍有所贡献,他在人生的高低起伏中,始终怀揣着对主席及国家的深切期望。
法拉奇在邓小平的坦诚回答中领略到了一种真诚的可贵,这让她由衷地感到钦佩。随着上午访谈接近尾声,她按捺不住内心的疑问,忍不住提出:“邓先生,像您这样才华横溢的人,为何总是位居副手之位?为何总在辅助他人?”
无论在建国之前还是建国之后,邓小平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均为人所共知,他个人的才华亦赢得了广泛认可。在国家重新确立领导人的关键时刻,他的名字屡屡被提及,然而邓小平却屡次婉拒,仍旧以副主席的身份执掌国家政务。显而易见,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仅限于法拉奇所好奇的,它更触及了众多人的心弦。
法拉奇直面本人,直接提出疑问,就连在旁翻译的施燕华亦深感刺激。然而,邓小平的语气却异常轻松,仿佛认为这并非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被询问及问题时,他微笑回应道:“即便身居第二把手的位置,亦未妨碍我继续发挥作用。我仍能够尽其所能。”实则,邓小平深谋远虑,敏锐地洞察出中央正面临的一个显著难题。
彼时,领导岗位的终身化倾向日益明显,若前辈同仁未能适时退位,后辈青年便难以获得晋升的机遇,长远而言,这对领导团队的年轻化进程颇为不利。因此,他心中所想的领导人并非自己这位年事已高者,而是年轻一代的杰出人才。
邓小平的回答沉着冷静,午时已至。在这场超出预定时间的访谈中,法拉奇以其尖锐犀利、直指要害的提问,一一遭遇了邓小平坦率真诚、直言不讳的回应。邓小平巧妙地消弭了原本可能引发的紧张与摩擦,确保了采访在融洽的氛围中顺畅进行,充分彰显了他的睿智与深邃。
双方在对谈的过程中均感畅意盎然,邓小平似乎察觉到某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便主动提议安排再谈一次,法拉奇当即同意。两天后的清晨,邓小平再度聚焦,详细评述了对毛主席的敬意,并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剖析。
此次访谈内容,法拉奇如实记录,并于1980年8月31日首次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随即引发了广泛关注。国际间围绕此次访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邓小平通过与法拉奇的对话,使全球对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有了更为直观与贴近的了解。
1989年1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与此同时宣布自己的政治生涯正式结束,他说:“就要真退,这次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对60多年的政治生涯的道别非常平和,就如同他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所想那样,自己退下去,为中央迎接更加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