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还是计划经济吗？

从辉煌到瓦解——朝鲜计划经济的兴衰

朝鲜的经济发展始于对苏联模式的全面采纳。在1948年建国后，政府迅速通过《土地改革法》和产业国有化，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朝鲜战争停战后，经济重建是首要任务。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下，朝鲜在1954年-1956年期间进行了战后经济恢复，随后于195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朝鲜的经济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记录，其总工业产出量在1953年至1960年间增长了39%，是当时全球工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并成为继日本之后东亚的第二大工业国。为了推动经济建设，朝鲜在1950年代末期发起了“千里马运动”——一场旨在动员群众力量、超额完成生产指标的群众性运动，并随后在1961年建立了“大安工作体系”，以更好地管理工厂和企业。这些运动和体制改革使得朝鲜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化。

在此期间，朝鲜的经济体制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政府会为工厂提供燃料和原材料，并下达具体的产品生产和数量指标，工厂则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生产。在农业方面，也沿袭了苏联的集体化生产模式。农民从国家分配到种子、农具和肥料，并将收成上交政府，以换取食物和其他日用品的配给。这一时期的成功为朝鲜自豪地宣扬其“社会主义优越性”提供了基础。

然而，朝鲜中央计划经济的稳定高度依赖于外部支持，尤其是苏联提供的燃料和援助。当外部环境发生巨变时，其体制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关键的外部援助来源戛然而止。俄罗斯不再与朝鲜进行易货贸易，转而要求使用硬通货进行结算，这导致朝鲜失去了关键的燃料和化肥供应，工业设备运转率一度降至仅有30%。与此同时，1992年中韩建交，也一度使得中国的援助难以为继。

在外部援助终结后，朝鲜的中央计划经济失去了核心动力，整个系统开始出现系统性崩溃。由于工厂大规模停产，国家分配系统（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失灵，国营商店无法为市民提供基本的必需品。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众微薄的薪金已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在1994年至1996年间遭受了严重的饥荒，粮食产量锐减了六成。这段时期，在朝鲜被称为“苦难行军”（고난의 행군）。饥荒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不仅导致了24万到350万人口的死亡，而且对整个社会结构造成了深刻冲击。连享有崇高地位的军人，其配给也受到影响，不得不自行耕种来满足口粮需求。妇女和儿童更是饥荒的重灾区，许多家庭难以找到奶粉替代品，导致婴儿夭折率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体制的瓦解与中国和越南主动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有着本质区别。朝鲜的“市场化”不是一个政治决定的结果，而是民众在饥饿驱使下自发形成的生存手段。当官方的分配系统完全失效时，为了填饱肚子，民众别无选择，只能自发在街头摆卖自制或自种的日用品和食物。这种小买卖在当时甚至可以占到一个家庭收入的八成，成为民众的“生命线”。因此，非正式市场的诞生是官方体制失败所创造的真空产物，而非一种有计划的经济转型。

理论与现实的二元结构

尽管经济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朝鲜的官方意识形态却依然顽固地坚守其核心原则。其中最核心的两个支柱是“主体思想”（주체사상）和“先军政治”（선군정치）。“主体思想”的核心原则之一是“经济上的自立”，即强调依靠本国资源和人民的力量来发展经济，追求“主体化、现代化、科学化的人民经济”。同时，“先军政治”则将军队置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大阶层之前，并明确提出“国家财政再困难，也要优先保障国防费用的支出”。

然而，这套意识形态与朝鲜的经济现实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尽管官方宣称“自立更生”，但现实是，朝鲜经济高度依赖外部援助和贸易。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进入新世纪后长期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此外，“先军政治”所导致的资源优先向军事部门倾斜，使得民生部门的投资长期不足，加剧了工业资源管理不善和投资缺乏的问题。这种资源配置的失衡，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非正式市场的依赖。这表明，官方的意识形态，即便是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也已经与现实脱节。它更多地是服务于政权合法性和内部凝聚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一个有效的经济管理模型。经济现实已经以一种不受官方控制的方式演变，并且超出了其理论所能涵盖的范围。

在对朝鲜经济模式的学术探讨中，许多专家倾向于使用“指令经济”（Command Economy）而非“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来定义其官方体制。这种区分并非咬文嚼字，而是对现实的精准反映。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计划委员会，能够收集和处理海量数据，并有效执行复杂的生产和分配计划。然而，根据资料，朝鲜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缺乏必要的数据和执行能力，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其体制更接近于一种僵化、低效的“指令经济”，即政府可以下达指令，但往往缺乏实现这些指令的必要资源和机制。国营经济的低效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虽然存在国营商店，但其商品全部是本国产品。相较之下，出售中国大陆地区进口商品的便民店更受民众欢迎，国营店的购物者寥寥无几。这一现象直观地反映出国营经济在满足民众基本需求方面的严重失效。根据2020年官方公布的数据，朝鲜预算执行中，有45.3%用于发展经济，而15.9%用于国防建设，国防预算与前一年持平。这组数据再次印证了在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优先保障军事支出的基本国策。国营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是中央指令和五年计划，资源分配通过国家配给系统进行，商品主要来自本国生产，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相比之下，非正式经济则以生存需求和供需关系为主要驱动力，资源分配通过市场交易和现金/易物进行，商品来源则包括中国进口和自制产品。非正式市场收入占到一个家庭收入的一半到四分之三，而官方工资收入则无法满足日常需求。政府对非正式市场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打压转变为后来的容忍并征税。根据韩国统一部的最新估计，2022年朝鲜的私营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国营经济水平。

第三部分：市场的崛起——“朝鲜式”改革与非正式经济的合法化

面对计划经济的系统性崩溃和非正式市场的蓬勃发展，朝鲜政府被迫在2002年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即所谓的“7·1措施”（7·1경제관리개선조치）。这些措施并非是对市场经济的全面拥抱，而是一种对现状的被动回应和制度化。改革内容包括：大幅度调整物价和工资，缩小配给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独立核算制；取消外汇券，调整汇率；以及加强对农业的鼓励措施等。此外，政府还承认了市场的存在，鼓励民众租赁摊位经营，并从这些市场活动中收取税收。

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种“螺旋式”的、带有试探性的“边实践，边调整”过程。例如，2005年政府一度收回了在农贸市场上销售大米和其他粮食的政策。更为激进的倒退发生在2009年的币制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控制市场体系、强化计划经济”并消除非正式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然而，这次改革以失败告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抢购潮和恶性通货膨胀。当局不得不罕见地公开道歉，并最终加剧了对非官方货币和市场的依赖。这表明，朝鲜的改革缺乏长期战略和一贯性，其首要目标是维护政权稳定，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

非正式市场（장마당）已成为朝鲜经济的真正引擎。其规模之大、功能之广，远超外界想象。据估计，民众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收入来自各种市场活动。韩国统一研究院2017年的估计指出，朝鲜全国有440个政府批准的市场，雇佣了约110万人。这些市场每年为国家带来约5680万美元的税收和租金，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已远远超过官方愿意承认的数字。市场的商品种类繁多，从基本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到进口奢侈品，甚至是假冒伪劣商品应有尽有。为了躲避人民安全部官员的骚扰和勒索，一些小商贩在集市附近的小巷里出售商品，被形象地称为“扁虱商人”或“蚱蜢商人”。市场的功能也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商品交换，出现了私人医疗服务（由退休医生或自学成才的传统医生提供）、贷款、以及外币兑换等准金融服务。

非正式市场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一股深刻的社会变革力量。它正在从根本上挑战官方的社会控制和意识形态灌输。依赖市场生存的年轻一代，被称为“集市一代”（장마당 세대） 。他们的生活经验与官方宣传的“主体思想”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完全矛盾，导致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显著下降 。通过市场，他们可以接触到走私进来的DVD、CD播放器、手机和外国媒体信息 。这种对外部信息的接触，正在逐步瓦解国家的信息垄断，从根本上侵蚀着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第四部分：外部环境与经济韧性

朝鲜的经济长期受到国际制裁的严厉影响，特别是针对其核导计划。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禁止朝鲜出口煤、铁、海产品等关键原材料，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对朝鲜实施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旨在切断朝鲜的创汇渠道，迫使其放弃核计划。然而，制裁也产生了非预期的后果，形成一个悖论：制裁越严厉，朝鲜的经济活动越趋向于非官方和非法渠道。由于官方经济（特别是国营企业）受损严重，朝鲜被迫通过非官方途径，如毒品生产和假币制造等来获取硬通货。同时，由于90%的贸易来自中国，对中国的非官方贸易和援助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制裁在削弱官方经济的同时，也间接强化了难以被外部监管的非官方经济，使其经济模式进一步偏离了中央计划的轨道。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朝鲜因应对疫情而关闭了边境，这切断了与中国的官方和非官方贸易渠道。这一举动对严重依赖外部物资的朝鲜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根据报告，边境封锁导致经济再次陷入倒退，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并再次出现了粮食短缺和局部饥荒 。这凸显了朝鲜经济对外来贸易，尤其是非官方贸易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不过，最新的经济数据也展示了其独特的韧性。根据韩国央行韩国银行的估计，随着边境管制的放松，朝鲜经济在经历了连续三年萎缩后，于2023年实现了3.1%的实际增长，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贸易额也增长了74.6% 。这些数据表明，朝鲜的经济模式虽然脆弱，但在外部环境条件恢复后，能够迅速反弹，这主要得益于其对非官方贸易的依赖以及该经济模式的适应能力。根据2024年的一项韩国研究估计，朝鲜2023年的人均名义国民总收入（GNI）约为1,200美元 ，而同期韩国的人均GNI约为47,250,000韩元 ，两者的差距达到了30倍 。

结论与展望

将朝鲜的经济模式与同样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和越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根本性的差异。中国和越南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由执政党主导的战略性选择 。它们将市场经济视为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并致力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私营经济发展 。

相反，朝鲜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被动适应，是政府在公共分配系统失灵后，对非正式市场“合法化”的生存妥协。朝鲜不愿照搬他国经验，其核心顾虑在于不愿否定过去、安全环境复杂以及坚持“我们方式的社会主义”路线。因此，朝鲜的经济政策缺乏长期战略连贯性，经常出现“边实践，边调整”，甚至倒退的情况，例如2009年的币制改革。这表明，对朝鲜而言，市场机制不是一个旨在“发展”的工具，而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被迫接受的妥协。

综上所述，朝鲜的经济体制已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计划经济”。它是一种独特的、不稳定的“生存式混合经济”。在这一二元体系中，国家通过“指令经济”严格控制着军事、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等核心部门，但其效率低下且资源匮乏。与此同时，一个庞大、活跃的非正式市场作为民众的经济命脉而存在，为大部分人口提供了生存所需，并成为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这种经济模式的核心矛盾在于，官方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自立更生”和“社会主义优越性”，与民众日常生活中对非正式市场的依赖和对外部世界的接触形成尖锐对立。尽管政府试图在不威胁政权稳定的前提下管理这种二元结构，但市场的力量正在持续侵蚀其长期依赖的社会控制和思想灌输。在国际制裁、国内市场力量以及意识形态矛盾的三重压力下，这种不稳定的“生存式混合经济”将如何继续演变，是未来理解朝鲜经济走向的关键。